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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FI预热演讲 | 陈志武:普惠金融如何让更多的婚姻“因为爱情”

CAFI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2022-05-12


导语

“包容、健康、负责任”是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的主题,旨在探索如何通过包容、健康、负责任的“好金融”来推动包容性发展,让人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实际上,普惠金融事业一直都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关注中小微弱群体的生活状态。前年,来自哈佛大学的Michael Chu教授告诉我们,普惠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包容程度直接决定着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这些商品和服务帮助人们实现自身的潜能;去年,来自纽约大学的Jonathan Morduch教授告诉我们,普惠金融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维护家庭稳稳的幸福。


今年的10月10日,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IFCFI)用一场生动广博的预热演讲拉开了序幕。演讲嘉宾是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主任陈志武,他此次出席本届IFCFI带来了两个令人期待已久的主题,其中今天预热演讲的主题为——“金融的普惠性:金融如何解放婚姻?”。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陈志武教授用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事例及数据,跨越了金融、社会的学科界限,融合了风土民俗、传统文化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一如平时的讲课风格那样,仿佛手中握有一支长焦镜头,能随时将那么高远的金融理论拉近,成为贴近人间烟火的精彩特写。


本场预热演讲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主持,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研究总监莫秀根、高级顾问鲁梅,以及来自学界、业界、行业协会、监管部门、媒体的近200名专业人员一起到场出席。在演讲结束后,现场观众纷纷提问与陈志武教授互动。贝多广院长在随后的总结中说道,目前对金融的讨论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工具层次上,很少也很难从社会、历史的视野去看金融,尤其从纷杂的社会问题中找到背后的金融根源就更为难能可贵,而陈志武教授的演讲正是为学界、为公众打开了一片崭新的、豁然开朗的视野。


以下为陈志武教授演讲内容的重点摘要:


人类婚育状态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演变

在中国,1978年至2017年,日均离婚对数从800对快速增长到1.2万对,40年增长了接近14倍。在美国,婚育状态的变化更为显著。自上世纪60年代至2008年,成年人单身比例从24%上升到48%,平均家庭人数从3.3人下降到2.6人,由未婚女性生育的小孩比例从不到10%快速增长至41%。从国际比较来看,瑞典的未婚生育比例更是高达55%。


也就是说,世界上不仅仅是中国离婚率越来越高,全球范围内都在经历这样的变化。这是坏事吗?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离婚率的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一定是坏事,反而说明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


爱情历来不是婚姻的前提

听到“婚姻”,人们可能把它跟“爱情”、“浪漫”联想一起,甚至画上等号。实际上,根据学者潘翎的调查,“爱情”一词由清末林纾发明,在翻译欧洲小说时把爱与情联一起,表达爱的浪漫情感,跟“父爱”、“母爱”、“亲情”相区分。所以,在20世纪之前,爱情并不是中国的婚姻中常态的东西。


可是,牛郎织女七七相会,不是浪漫了两千年吗?他们的故事之所以流传了两千年,说明当时正常生活中的婚姻不是这样的,爱情并不是司空见惯的,而是很难体验到的。


Coontz教授的《婚姻史:爱情是如何征服婚姻的》指出,从婚姻史来看,爱情历来不是人类婚姻的前提,而是到现代才“征服”婚姻、成为婚姻的核心。


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欧洲,婚姻都用于政治联姻或物质功利,婚姻和爱情历来为两码事,并且被认为彼此不兼容。对于中下层人,这个界限更清晰,农民甚至编出诗歌,讽刺挖苦婚姻中的爱情,认为婚姻中有爱情十分荒诞。


在古代印度,结婚前就爱上对方被看成是“破坏性的 ”(disruptive)、“反社会”行为,认为“相爱”不是婚姻的正当理由。1975年一项印度大学生婚姻观调查中, 32%的大学生“坚决反对”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只有18%“强烈赞成”爱情婚姻。


在中国,谈婚论嫁的习俗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变化。以前结婚之前的过程都叫“谈亲家”,只是双方父母的事。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才叫“找对象”,这是革命性的变化,意味着婚姻不再是完全由父母做主。进一步,后来变为“谈恋爱”,又是一种演变,因为“谈恋爱”的结局就可以很模糊了。文学用词的变迁很能说明,不管是中国社会还是其他的社会所经历的这些变化。


到底什么是婚姻?

关于婚姻的定义有很多,大体上是指:特定男人与女人间缔结的较为固定的性关系与社会关系,彼此有特定的责任、义务和权利。讲到婚姻的权利,美国政府统计局在2005年对婚姻权利进行统计,发现结婚带来一千多种权利:财产权、配偶退休金分享权、医疗保险权等,不一而足。所以,我们大概就了解到了,婚姻是非常特殊的契约关系。


根据19世纪后期研究人类婚姻历史的非常权威的人士韦斯特马克的定义:“婚姻乃经过某种仪式之男女结合,为社会所许可者,此种制度必以社会之许可为其特征,到处皆然”。也就是说,在全球各个社会大致都是这样子。


婚姻功能在不同文化中的定位

下面不妨看一下三个不同的例子,看看婚姻具体的功能或者是定位包括哪些。


中   国

在传统中国,婚姻与家庭的最高境界可以从文艺作品体现出来。例如,黄梅戏《天仙配》里面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更老一代的人觉得特别浪漫的一首歌。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地去分析一下这首歌所定位的中国人的婚姻愿景,实际上功利性是很强的,要我看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多浪漫的地方。“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 体现了中国人男耕女织的婚姻模式,是跟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是非常一致的,强调了劳动分工“1+1大于“2”的效果。“寒窑虽破能抵风雨”深层的隐喻的意义是通过婚姻成了家以后,建立一个内部风险交易市场。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我们都必须要相互关照、相互保障。“夫妻恩爱苦也甜”是说如果前两方面的功能、目的都实现了,下面就是夫妻恩爱苦也甜。所以,《天仙配》的歌词实际上阐释了婚姻的三大功能——生产单位、风险分摊和情爱体验。那么反思现在,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前两大功能都有可能从婚姻中剥离出去,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了以后,你之所以愿意跟一个人结婚,白头到老,就是因为你爱他,有感情,真的是把婚姻从利益需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了。


美   国

在美国或者欧洲的天主教社会,我们从结婚誓词就能感觉到,婚姻的契约是很具体的,是很利益导向的。美国天主教婚礼誓词,“我xxx 接受你xxx 作为我合法的已婚妻子(丈夫)。拥有并持有,从这天开始,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健康、是疾病,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看似感人的誓言,实际上呈现出了古代社会家庭处理风险的方式。在古代社会,契约都是靠非正式的方式、风俗习惯、文化习俗来执行的。当一个社会的契约执行架构很粗糙、很不到位的时候,有的时候无条件、不分细节的、粗糙的契约,还是最优的选择。这样让双方不要想那么多了,都愿意去投入巩固发展婚姻的关系和自己的家庭,让两方没有任何一方留有私心。


印   度

印度婚礼誓词则更加详尽地阐述了丈夫与妻子的各种权利义务,包括“(丈夫)把我所有的收入带回家交给妻子,家庭的开支要得到她的同意,我要一直努力保证她的舒适和幸福”,“(妻子)我要努力做家务活,支持我丈夫,我永远不偷懒”等等。


因此,婚姻实际上是包含了一系列责任、义务和权利的社会关系。

 

古时候人类没有储蓄、买不了保险怎么避险?

在远古时期,人类没有婚姻和家庭,人类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只有群婚,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家”的概念,这对当时来说是最优的安排。


后来,定居农耕发明了,物质产出开始稳定,也发明跨期储存食物的技术。人类对投入产出的确定性更有信心,“小集体”的男女婚姻开始出现。


然而,旱灾、水灾、瘟疫、地震等天灾人祸风险还是大。怎么在过“小集体”生活的同时,又能实现人际跨期风险交易呢?


举例而言,如果今天发生大旱而粮食歉收,张三过去储粮多,而李四没有储粮,李四全家面对饥荒挑战。


怎么办?


答案一:李四从张三借粮,承诺一年就还。问题是,这是一个跨期承诺,怎么相信他的承诺?跑路了怎么办?


答案二:建立“灾荒保险公司”。可是,在当时,信用问题、逆向选择问题、道德风险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血缘是第一重要的跨期信任


远古人类无法解决这些诚信问题,于是从血缘找答案,建立跨期合作体系。在纵向(跨期维度)上,基于“养儿防老”;在横向上,组建并强化宗族网络。


依靠血缘的好处,首先是不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因为这种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父母和子女都无法事先选择的。其次是道德风险、搭便车问题也比较小,因为通过家庭聚会、宗族祭祖活动,可以提前发现 “坏孩子”“坏家庭”,并纠正或惩罚。


所以,周朝开始建立礼制,儒家推出“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例如,“孝道”要求子女对父母无条件服从,《孟子》还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纲”则要求夫为子纲、夫为妻纲。除此之外,还有妇道“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包括南宋朱熹的改革使礼制全面平民化,渗透社会各角落。这些都是要最大化地实现跨期风险互助。


所以,血缘是第一个跨期信任的体系,通过各种礼节制度最大化其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养子防老其实就和婚姻的关系很大,因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养子防老”。


→婚姻是第二重要的跨期信任


Rosenzweig and Stark 在1989的一份研究中发现,婚姻是一种跨家庭、跨地区合约。通过比较收入波动大的农村家庭和富有家庭的嫁女行为,他们发现,收入波动大的农村家庭,更倾向于让女儿外嫁很远,而且把多个女儿往不同方向嫁,可以有效降低灾害带来的收入风险,平滑消费波动。相较而言,富有家庭的女儿嫁得近。


此外,婚姻带来风险分摊还影响其它行为。例如,Özcan在2011年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已婚人群选择自雇的概率比未婚人高50%,选择创业的比例比单身人高更多,是后者的1.5倍多。这是因为,一旦结婚,如果丈夫或妻子有收入稳定的工作,另一方就可大胆创业,冒险失败也不至于带来生存挑战。


婚姻的跨期风险分摊功能衍生出许多奇闻

在泰国,相关研究针对最大150家族企业的子女结婚对象统计显示,自1991年至2006年,因为政治和商业目的结合的“关系”婚姻占到约八成。如果家族产业是国家特许的,或是属于房地产建筑行业,“关系”婚姻则分别占到了93.3%和95.6%。


婚姻是契约

为什么人类更相信此契约而非彼契约?


一方面是生理基础。男女间的相互吸引与需要,生子也增加婚姻契约的牢靠性。


另一方面是避险需要。如果男女两方的收入 100%负相关,“门当户对”使婚姻契约最稳。


于是人们通过各种文化习俗来降低“离婚”违约概率。首先,父母有动力用道德观念管束女儿,因为顺从的“乖”女儿好嫁、彩礼也高。其次,还以“礼节”来管束婚嫁习俗。在传统中国,迎亲队一路上敲锣打鼓,新婚之夜闹洞房等,只是为了热闹?实际上,这样是在向世人宣告他们结婚了,提高婚姻违约的成本。


为什么重视节妇烈女

妻子贞洁为什么重要?为何丈夫出轨没问题而妻子不能?宋代理学家程颐、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认为寡妇再嫁就是失节。明清甚至有专门的规定来嘉奖守节的寡妇。之所以重视节妇烈女,是因为女性可以生育,而男性无法生育。女性的贞洁实际上事关家庭是否能实现“养子防老”这一避险机制的关键环节。如果女性不贞洁,父亲将无法判断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亲生的,只有长大了才有可能看得出来,那么他将无法安心地“养子防老”。


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婚姻

如果是包办婚姻,父母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养老需求(避险需求)和其他族人利益;而如果子女自由恋爱,更会在意自己是否喜欢、是否相爱。1991年,对中国7省6334对夫妻调查发现,父母包办的妻子更顺从听话、生更多小孩、有男孩的概率更高、更认同丈夫的孝敬父母责任,但代价是婚姻更不和谐、妻子收入低或者不外出工作。而自由恋爱婚姻中,夫妻和谐度高、感情一般更好(Huang, Jin and Xu,2017)。

 

 干/ 货 /总 / 结 

要了解金融发展史,我们需要回顾更往前的历史,在没有金融的时候,人们是如何解决金融问题,才更能理解金融服务是如何诞生的。


人类发明定居农业后,食物风险下降。但灾害风险还是无法应对,需要“寒窑”来抵御。这促成“家”秩序和男女婚姻的起源,成为农耕社会最主要的跨期风险互助体系。而其中,礼制(或类似功能的文化体系)发挥关键作用。


婚姻历来不是因爱情而来,而是为“夫妻双双把家还”、为达到风险互助而致。


有了现代市场尤其现代金融后,婚姻与家、家族的这些经济功能被市场取代。因此,金融解放了婚姻,使爱情成为婚姻的主角,婚姻被转型。


普惠金融让更多的普通人可以利用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使我们的婚姻家庭关系有了更多的爱情的成分。


陈志武教授简介


陈志武教授目前担任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冯氏讲席教授。在正式加入香港大学之前,陈教授曾在耶鲁大学担任金融经济学教授18年(1999-2017),亦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工作涵盖金融学理论、金融社会学、经济史、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等课题。


陈教授的中文著作包括《财富是怎样产生的?》(2005)、《媒体、法律与市场》(2005)、《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2008)、《非理性亢奋》(2008)、《金融的逻辑》(2009)、《24堂财富课》(2009)、《陈志武谈中国经济》(2010)、《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2010)、《金融的逻辑 2:通往自由之路》(2015)、《陈志武金融通识课》(2018)和《陈志武金融投资课》(2019)。其中,《金融的逻辑》获得过23项最佳年度图书奖,《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获得“2008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之“年度财经图书大奖”和“最佳原创学术类大奖”,并入选多家专业媒体评选的2008年度最值得珍藏图书。多年来获得的研究奖包括格雷厄姆·都德奖(2013) 、Pacesetter研究奖(1999)、默顿·米勒研究奖(1994)、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1994)。2012年全球咨询公司Burson-Marsteller在其 “G20 Influencers Report” (G20国家最具影响力人物报告)中将陈教授列为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人” 之一。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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